春雷一声响,万蛰苏醒来。

40年前,一场变局如是启幕。开放是风,改革为浪。这一襟起于匮乏年代青萍之末的风,成于动荡时势微澜之间的浪,最终成风起云涌、浪奔涛啸之势,历经40年冲刷,形塑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截面:无论是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奇迹”,还是人们日益丰盈的内心;无论是改变360行的“互联网+”,还是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快递外卖、新“四大发明”;无论是关乎宏旨的“高质量增长”,还是关涉民生的“消费升级”……都标记着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社会的“日日新”。

见微可知著,见端能知末。虽然时间给了我们答案,但我们仍需要在历史之树的粗壮躯干上,截取几圈年轮,找寻微处的纹路,进而窥探从前的风云,预言未来的旱涝。

我们用文字打捞那些“可昭示未来的过去”,用图片言说那些被打上了年代烙印的人、事、物,而这一切,只为给“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绘制一幅历史底本。

对照历史底本,继续改革图治,四十自当不惑。

本期地点: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总第3期

文|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 编辑 | 胡杰

校对 | 陆爱英

►改革亲历:

徐至昌,86岁,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工商所副所长

1982年10月,义乌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湖清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刚刚建立不久,我调到稠城工商所当副所长,分管湖清门一条街上的700多个摊位,处理市场内的纠纷。那时候条件不好,办公条件也相当差,我们的办公室是向农民租来的一间房,只有10平米,房间里只有几条板凳、一张桌子、一张钢丝床。

那时的市场环境也不好,真的太拥挤了,每个摊主分到一块长一米、宽80厘米的石板或是木板摊位,货物就摆在上面,经营户日晒雨淋,没少受苦,很多人的第一桶金就是在那里赚到的。我每天在市场里转悠,总有经营户跑来诉苦,要我和上面说说,弄个顶棚,盖一点东西遮风挡雨。

我只在“湖清门”待了一年。1983年,我调回佛堂工商所之后,就写了一份市场调查报告,提了12条建议,主要讲为什么要迅速建立专业小商品市场、怎样去建这个市场等等,呼吁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

报告写好之后,好几个同事劝我:“老徐,被打成右派的苦头还没吃够?不要冒这个险了。”我也犹豫了一阵,但还是写了。我想,这是经营户的最低要求,我有义务为他们鼓与呼。

1984年3月15日,我把报告写好,4月15日送到县委办公室,等到4月29日,办公室主任就给我回信了。我那份报告得到了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的重视,他在报告上做了批示,说有关部门专门进行研究,现正处在规划、落实和行动中,鼓励我继续为振兴义乌多提合理化建议。

1984年六七月开始动工,12月6日第二代市场“新马路义乌小商品市场”就建成了,解决了马路市场带来的交通堵塞和经营户有市无场的问题。当时要求入场经营的人多到难以想象,开业时摊位只有1510个,报名的有6000多人。摊位严重不足。当时就把所有通道都利用上,拆掉了一口水池,增加到2800个摊位,每个摊位一米见方,摊主的靠背椅上都有统一定制的编号。

我看到自己提的很多建议都被采纳了,非常高兴。后来,我又写了第二个报告,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在回头再看,我们工商干部当年的呼声全都实现了。

4月6日,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一名外籍商人在打电话。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4月6日,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一名外籍商人在打电话。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在义乌廿三里街道的拨浪鼓广场上,有一组“鸡毛换糖”的铜像,这里是闻名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从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的敲糖换鸡毛,到如今万商云集的国际性小商品集散中心;从一个建成区面积仅2.8平方公里的普通集镇到如今建成区面积已超过50平方公里、流淌着浓郁国际化气息的现代商贸城市,义乌的40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的缩影,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影响全世界的缩影。 

60岁的何海美是义乌的第一代摊贩,也是义乌商贸城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她看着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自己也从一个背负着“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等罪名偷偷摸摸摆摊的小商贩,做到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

和何海美一样,一代又一代义乌人的前赴后继,千万义乌商人的勤劳勇敢,换来了从贫穷到富裕的艰难迁徙,最终汇聚成了创业打拼的一股洪流。

拨浪鼓带来的生意

“这是老的吗?”李克强总理问何海美。何海美赶紧说,是老的。总理笑了,将拨浪鼓高高举起:“那这是文物啦,得放到博物馆里。”这一幕被定格在照片中,何海美把照片放大,摆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

2014年,李克强总理造访义乌商贸城,何海美作为商城代表之一,给总理献礼。为了这份礼物,她费尽心思,终于淘来一个老旧的拨浪鼓。她觉得意义非凡,最能代表义乌商户。

浙江义乌,走街串巷的货郎担(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彭子洋 摄浙江义乌,走街串巷的货郎担(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彭子洋 摄

“义乌人经商的故事,还要从拨浪鼓说起。”何海美说。

拨浪鼓是义乌第一代商人的“身份证”。早年间,义乌一带农民每年冬春农闲的时候,肩挑两个担子,手里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用自家土产的红糖或饴糖做成的糖饼、糖块,去别家换鸡毛一类的毛发。人们叫他们“糖担”。

和其他地方不同,鸡毛在义乌的历史上扮演了两个角色:商品和肥料。 义乌人多地少,尤其是东北一带,黄土地酸性强,肥力差,人畜肥料解决不了粮食增产的问题。

为了解决肥料来源,农民们发明了用鸡毛沤肥的方法。把收上来的好看鸡毛挑出来绑成鸡毛掸子,叫卖换钱,差一些的插在稻子下面做肥料。

糖担的拨浪鼓声响遍大街小巷,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糖担们发现,小百货比糖块更有市场,换鸡毛的效果也更好,还能从中赚点小钱。由此,糖担的命运拐了弯,而演绎这种变化最生动的场景是在廿三里。

廿三里集市是大家自发组织的。逢“一四七”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开市。说是集市,其实就是供销社中间的一块空地,有四分之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人们提着篮子、背着布包,在这里交易需要用的东西。

当时义乌县政府对小百货经营态度是“上面没有开口,农民经营不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采取“明管暗放”的办法来管理集贸市场的小百货经营。因此,当时经营户没有固定摊位,他们露天经营、提篮叫卖、沿街沿路摆流动地摊。

廿三里的商贩主做批发生意。糖担们从廿三里上货,走街串巷换毛发。一串串小兽皮,扎成一小把的鸡毛、鹅毛、猪鬃,货品有序排列,在别处的集市上很难见到。连鸡内金、破铜烂铁、龟底鳖壳等被视为废品的东西,在廿三里市场一亮相,也能成为抢手货。

在廿三里中学上班的王其庚需要几颗彩色珠子做教具,到市场一问,卖货的小姑娘问他要买几斤,吓了他一跳。

那时候,如果有人发现城镇的供销社里卖“电光扣子”,就是现在的有机玻璃扣子,姑娘们就会从老远的田畈丢下农活,争先恐后跑来抢走五个十个。买不到的只能抱怨自己手脚太慢,消息不灵通。而在廿三里市场,纽扣都是用秤秤的。

浙江义乌,第一代市场——湖青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当时的照片(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浙江义乌,第一代市场——湖青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当时的照片(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赚钱这么容易”

廿三里集市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很多义乌企业家从这里淘到了第一桶金。

廿三里集市出现后,何海美就成了这里的第一批摊贩。她在集市上卖电影剧照和明星照片,很快就成了“万元户”。

何海美的老公在工厂上班,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配发三十斤粮食。何海美没有工作,又是农村户口,没有粮食配发。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儿子发烧,十块钱看病钱都拿不出来。

1978年,在部队当兵的哥哥回来探亲,随身带了几张古装电影《红楼梦》的照片和明信片。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热映《红楼梦》,一天五场,每张票卖5分钱。十年没看过古装戏的人们从小城的四面八方涌来,轰动一时。

“红楼梦这么火,要不我们搞几张照片去卖卖?”一句玩笑话,立刻引起了何海美的兴趣。那时的她,正苦于找不到改善贫困生活的办法。

但当时做生意并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事。小摊小贩处处面临“封杀”,一旦被发现,要背负着“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等罪名,还要没收东西。何海美和朋友都曾受过处罚。朋友在义乌一家大饭店门口卖煮花生,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发现,没收了花生。何海美也曾悄悄开过裁缝店,只开了一两个月,被人发现了,说她走“资本主义道路”,拆走了她的缝纫机头。

所以,照片洗好之后,家里人谁都不愿意去。“怕什么?我去!”何海美把十几张照片放在信封里,往怀里一揣就出门了。她看准电影院门口的位置,让门口看自行车的小孩代卖,每张一元,两人分成。

刚刚看完电影的人意犹未尽,看见电影剧照,喜欢得不行。宝黛二人的照片最受欢迎,第一天开张,何海美就赚了6块钱。

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赚钱这么容易。以前她帮别人做衣服,一天要做五件,从早忙到晚,才能赚8毛钱。《红楼梦》放了三天,何海美赚得盆满钵满,刨除洗照片的成本和给看车人的分成,自己还剩下三十几块。

赚得最多的是在一次东阳庙会上。她带了七八十张照片,一块钱一张,大家疯抢。她跑到农民的庄稼地里,还有人追着她买照片。

到廿三里市场之后,她的生意做得更大了。把照片按顺序排好贴在一张纸上,纸往供销社墙上一贴,背着一个小绢包站在旁边,就把客人吸引来了。 

她到廿三里的第一天就赚了三十几块钱。 在廿三里的两个月,何海美家的门槛快被订货的客人们踏破了,一次订几百张的客户大有人在。她和丈夫晚上连夜洗照片,每天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又怕别人说她剥削,不敢雇工人。

那时候,万元户都很少见, 到1980年,何海美已经有五万块存款。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各地农村试行,《草案》明确指出:“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得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商品经济在一些地方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摆上了集市……

何海美也感到了变化,虽然还是要偷偷摸摸地卖东西,但已没有人再割她“资本主义尾巴”了,她开始拓宽经营渠道,什么好卖就卖什么,年历、太阳帽、手套、尼龙袜子……


何海美最早靠卖照片赚了第一桶金。当时卖的部分照片她保存下来制作成影集留作纪念。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何海美最早靠卖照片赚了第一桶金。当时卖的部分照片她保存下来制作成影集留作纪念。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市场来了

1982年,何海美已经做了4年小生意,但一直是流动摊贩,还经常被有关部门赶着跑,被没收物品。她渴望能光明正大地做生意。

一天,何海美卖的尼龙袜子被没收了。沮丧之时,她在街上看到了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何海美在电视里见过谢高华,就一路小跑追过去。

“谢书记,我找你有点事。”谢高华回过头,上下打量她,问什么事。何海美就把货被没收的事情讲了一遍。“我说我这个货是上海城隍庙拿来的,城隍庙都好卖,我们为什么不能卖?”谢高华点点头,说回去调查一下。

谢高华后来回忆,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小商小贩常常被斥为“刁民奸商”,并被加以批判。当时由于没有新的明确的政策出台,有关部门一如既往地对小商贩采取禁、阻、限、关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又怎么也打不倒、关不掉、禁不住、赶不跑。农民从事“鸡毛换糖”、小商品经营,成了当时义乌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一个头疼的“包袱”。

在深入调研之后,谢高华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

何海美参加了那场由县政府召集全县乡镇干部和200多名经营户参加的会议。谢高华在会上说:农民要富裕,就是要允许农民参与经商。大家都要支持,谁也不能眼红!

谢高华说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何海美没鼓掌,她激动地哭起来。

1982年9月5日,在一条臭水河上,用水泥板搭起了简易摊位。政府将原来流动的摊位统一集中,在街两边排成两排,让商贩们名正言顺做生意。义乌第一代马路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悄然开张。何海美也成了市场的第一批商户。

当时专管湖清门市场的工商所副所长徐至昌还记得,湖清门的生意非常红火,经营户头天拿来的货,第二天保准能卖光。后来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经营大军从湖清门向新马路两头延伸。

后来,县政府增设摊位,每个摊位每年2000元租金。当时,人均月工资只有30、40元,大家都疑惑,一个摊位一年能赚多少钱,会有人愿意出这么多租金?结果出乎意料,摊位几天就租完了。

1984年,义乌正式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义乌市场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给义乌小商品市场又带来了春风。

1984年12月6日,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新马路市场建成,正式更名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商户们搬进了水泥摊位,钢架玻璃瓦棚顶挡住了烈日暴雨。两年后,市场第三次搬迁,移址城中路边,投资440万元,占地44000平方米,设固定摊位4096个,临时摊位1000多个,当年的市场成交额就突破亿元大关。 

浙江义乌,第二代市场——新马路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义乌档案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浙江义乌,第二代市场——新马路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义乌档案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浙江义乌,第三代市场——城中路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义乌档案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浙江义乌,第三代市场——城中路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义乌档案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1992年,市场第四次移址扩建,第四代义乌小商品市场“篁园市场”正式建成。

那时候的篁园市场共有四层,但已经划分了各种区域。柜台陈设很像一个菜市场,每个摊位只有一米,所有的柜台连在一起,左右两边一字摆开,连成一条街。一个客人走进来,整个市场的人都能看到。

也是在那一年,“义乌小商品市场”二次更名,改为“浙江省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

浙江义乌,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浙江义乌,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4月6日,浙江义乌,现在的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主要为服装市场。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4月6日,浙江义乌,现在的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主要为服装市场。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如何让奇迹延续

作为一个地处浙江中部山区丘陵的小城,义乌创造了奇迹。小商品市场成交额已经连续26年名列全国榜首,号称世界“小商品之都”。

但如何让奇迹延续,成为义乌这座小商品名城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 

义乌是个“巨人”,但“大”却始终受制于“小”——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但市场以经营低档次、低技术含量、低品牌附加值产品为主,一直处于产业链低端。 

商户刘萍娟时刻都有危机感。“义乌没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外面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如果一直不创新,早晚会被淘汰。” 

不久前,她应沙特阿拉伯客户邀请,前往当地进行考察,了解客户需求,搜集当地的文化特色、民俗风情、建筑风格,寻找设计灵感。

回到国内,刘萍娟根据当地建筑风格,设计了一款花纹木柄锅,沙特阿拉伯客户看到样品后,当场就下了订单,价格是同类产品的10倍。

和刘萍娟一样,很多商户开始改变产品定位,不再走低端路线,转而发展高端定制和高质量商品,也有人创出了自己的品牌。 

在义乌,“转型”是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词,就像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新丝路新起点”“鸡毛换糖再出发”。

4月5日,浙江义乌,第五代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区内,何海美在她的围巾店中。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4月5日,浙江义乌,第五代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区内,何海美在她的围巾店中。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一位商户坦言,不断增长的人力成本、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电子商务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随时都在竞争,随时都需要变革。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通过加快自身转型,义乌市场已经找到一条与电子商务和谐共处的发展之路。

毛绒书包店主王许雪就尝到了甜头。她把商品照片挂在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官方网站义乌购上,很多客户看到图片专门找来进货。

如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像王许雪这样既坚守实体商铺,又开始尝试电子商务的商户越来越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正成为广大市场商户的标配。

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董事长朱旻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义乌小商品城正在打造数据电商平台、文创平台、“一站式”金控平台及新型供应链平台。朱旻希望通过互联网大力整合线上线下市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市场经营户掌握市场供需变化、主动对接匹配目标采购商提供数据支撑。而要保持义乌核心市场的地位,进口市场则是义乌紧抓不放的一块蓝海。朱旻认为,进口贸易培育成熟后,“买全球,卖全球”也不再是一句口号。 

据义乌市宣传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义乌现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网商账户总数超过27.8万户,其中内贸网商账户数超15万户,义乌外贸出口从2010年220多亿元增长到2017年2300多亿元,增长10倍多,份额约占全省1/8、全国1/50。

从线下到线上,从“鸡毛换糖”到“全球电商”,义乌已连续四年位列“中国电商百佳县”榜首,并获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澎湃新闻()获悉,国务院原副总理陈永贵遗孀宋玉林于4月6日晚7时许在山西昔阳大寨镇大寨村家中去世,享年92岁。

2003年,76岁的宋玉林接受《鲁豫有约》访谈。2003年,76岁的宋玉林接受《鲁豫有约》访谈。

4月7日下午,昔阳县大寨镇大寨村党总支书记郭凤莲向澎湃新闻证实了上述信息。

公开资料显示,陈永贵,1914年生,山西昔阳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早年曾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等职,1975年—1980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宋玉林是陈永贵第二任妻子。1965年,陈永贵第一任妻子李虎妮因病去世。一年后,陈永贵经人介绍与宋玉林结婚。1966年-1986年,两人共同生活二十年。

原标题:日本动漫电影导演高畑勋逝世 享年82岁

高畑勋。高畑勋。

海外网4月6日电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5日,执导《萤火虫之墓》等多部知名影片的日本动漫电影导演高畑勋在东京都内医院去世,享年82岁。

据报道,高畑勋系吉卜力工作室创始人之一,其参与执导的经典作品有《我的邻居山田君》、《百变狸猫》、《萤火虫之墓》、《辉夜姬物语》等。

原标题:日本官员:如果不给日本钢铝豁免,贸易战就不支持美国

[编译/观察者网 周远方]

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之际,日本突然发现自己似乎被“晾凉了”。特朗普此前对钢铝产品增加关税的法案已经生效,豁免了欧盟、韩国等一干国家,唯独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将日本与中国并列。

有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认为“兹事体大”,并作出强硬表态,“如果不能豁免,日本就不能(在贸易战中)支持美国”。

《产经新闻》4月2日报道称,美国根据“232条款”加收的“惩罚性”钢铝关税已于当地时间3月23日生效,白宫在22日晚间发布了一批“临时豁免名单”,包含阿根廷、澳洲、巴西、墨西哥、欧盟成员国以及韩国——唯独没有日本。

《产经新闻》报道截图《产经新闻》报道截图

日本各界对此焦虑不已,NHK电视台3月29日报道称,首相安倍晋三计划于4月17号至4月19号紧急访美,对外宣称是“求豁免”之旅。

日本认为自身出口到美国的高端汽车用钢比例较高,少有可替代产品,因此在谈判中日本官方人士只是正面提出,从日本进口钢材对美国国家安全没有影响的说法,并自认能够获得美国的豁免。

而日本政府想要避免的是美国用钢铝关税作为一个筹码,换取其他方面的妥协。目前希望避免的是,在农产品和汽车方面对美作出让步。

被视为“反面教材”的是韩国,其为争取钢铁豁免,在双边自贸谈判中接受了限制韩元贬值的条件。

近日,美国根据其国内“301条款”对中国价值约6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并要求欧盟和日本支持。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就此发表了,“如果不能豁免(钢铝关税),日本就不能(在贸易战中)支持美国”的强硬措辞。

日本《新闻周刊》也在3日的报道中提到,“301”条款是美国打贸易战的有力武器,以此为由对日本提出汽车或半导体产品方面的要求,可能会令日本上了年纪的朋友感到反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曾针对日本大量产品实施“301”调查,观察者网注)

但“232”条款涉及的“国家安全”是一个敏感话题,如何认定,随意性也较大,因此在普通贸易谈判中不会被轻易提出。“232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把日本和中国并列加征钢铝关税的事态非常严重。

原标题:死磕美国,中国会用这俩狠招吗?

减持美国国债或让人民币汇率贬值。

国务院新闻办于2018年4月4日(星期三)下午举行吹风会,请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介绍中美贸易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中方会减持美国国债

或让人民币汇率贬值来反击美国吗?

华尔街日报记者:从表面上看来,现在中美贸易冲突确实有升级的趋势,我们就想问一下,现在中方和美方到底有没有还保持着沟通和对话?您觉得双方达成协议,避免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现在有多大?

还有一个问题,随着冲突的升级,现在市场上非常关心,中方会不会以减持美国国债或者让人民币汇率贬值的方式来反击美国。请问朱部长有何回应?

朱光耀:谢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首先,中方历来强调中美的经济关系是互利共赢的,这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实质。在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之初,中美贸易额只有25亿美元,到了2017年度,中美贸易额达到了5800亿美元,增长了232倍还多。这样快速的发展,反映的实质就是中美经济关系互利共赢,是中美两国人民意志的体现,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

这么快的经济关系的发展,这么大的贸易额度,难免有贸易摩擦。贸易摩擦,我们历来强调要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通过政策沟通磋商加以解决,要按照WTO的规则加以解决,这是作为WTO重要成员的中美两国都应该遵守的一个原则。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成功的合作,建设性的方式,解决了过去许多次贸易纠纷、贸易摩擦。坦率而言,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确实是巨大的,因为这个额度大家都看到了。

但是,中方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不希望贸易战,因为结果只能是双输,损害中国的利益,损害美国的利益,也损害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在这个特殊的关头,我们希望中美两国都要以建设性的方式,以智慧和相互尊重的态度,来解决好问题,处理好挑战,使中美经济关系回到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

第二个问题,如果继续升级,记者朋友们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中国从来没有对外部压力屈服,外部的压力只能使中国人民更加奋发图强,外部的压力只能使得我们更加聚精会神,促进经济的发展。

外部的压力在另一个方面看是动力,来促进我们的创新,促进我们的发展。当然,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从双方各自的利益出发,以建设性的方式,解决好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要用一种任性、冲动的行为举止来对待对中美两国人民福祉如此至关重要的中美经济关系。

第三个问题,关于美国政府债券的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国际资本市场高度关注,我特别提醒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注意,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举办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的答记者问时,对这个问题作了权威阐述。

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是按照市场的规律、具体的市场原则和多元化的原则,通过市场操作,来进行外汇储备的运作。中国是国际资本市场负责任的投资者。这是李克强总理在中国“两会”以后,在记者会上对世界的庄严宣告。

理解李克强总理讲的“负责任的投资者”,我想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中国外汇储备运作的一个基本原则。

首先,中国确实拥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人民的财产。中国外汇储备运作的原则首先是安全性,要确保我们投资的安全性。第二是流动性,第三是适度的盈利性。

多年来,中国正是根据这些指导原则来进行外汇储备的运作,保护人民财产的安全,这是从国内角度来看。从国际角度看,中国是国际资本市场负责任的投资者,就表现在我们对国际资本市场运作规律的尊重,我们是在这个原则下进行具体操作的。我想,李克强总理这个阐述就是对今天华尔街日报记者问题的一个非常明晰而且权威的回答。谢谢。

打大豆牌是不是“精确性打击”特朗普?

美国有线电视CNN记者:美方在公布这个清单的时候说到,要尽可使自己本国的企业和民众受到的影响最小化,中方公布的这个清单有什么考虑?

您刚刚说到,这14项和100多项产品,第一第二项就是美国的大豆,这些农产品对一些美国中西部农业大州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些州也是特朗普上次大选的票仓。

所以我想问,中方在做这个考量的时候,是不是要打击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基础,做一些精确性的打击,来迫使他不进行“贸易战”或者返回谈判桌呢?

朱光耀:CNN的记者要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目前中美经济关系面临的这种挑战,我想我们还是在商言商,从经济本身来分析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我们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因为,我们中方再三强调,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经济关系是整体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习近平主席倾注大量的心血,维护中美经济关系的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同美方反复严正交涉,提请美方注意,用所谓“301条款”、“国家安全”理由,来处理经济问题,最后会损害美国自身,损害中国,也损害全世界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迫作为反制行动提出了相关的产品目录,提出的这种目录和相关顺序是有依据的。

坦率而言,美国的大豆对中国的出口占美国全部出口大豆的62%,我们知道,美国种植大豆的农民是希望中美经济关系友好发展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健康发展的中美经济关系中受益。美国2017年向中国出口的大豆是3285.4万吨,占中国整个进口的34.39%,出口量太大,中国种植大豆的农民向相关协会提出了诉求,美国政府方面的补贴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种植大豆农民的利益,中国政府要尊重中国农民的要求,尊重中国大豆协会的政策诉求。

所以在这方面,大豆就作为了这次我们反制的一个选项。但是目前这些产品目录都还没有生效,双方已经把问题摆到桌上,现在是谈判合作的时间了,谈判合作的前提,就是相互尊重,而不是一方向另一方面妄加、强加条件。

我们认为,这种任意妄为的行为解决不了问题,分歧只能通过建设性对话、务实协商加以解决。协商的前提要互谅互让,而不是漫天要价。中美在这方面长期的友好交往,坦率而言,我多年从事对美方面的工作,我和美国的同事也有很多争执。

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各自的国家利益,我们要回到谈判桌,按照两国元首海湖庄园和汉堡会晤、北京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务实和建设性的态度解决好贸易分歧,并使得中美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更加巩固,造福我们两国人民,其中就包括我们中美两国种植大豆的农民。

我也非常感谢美国种植大豆的农民和美国大豆协会。我知道这两天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包括自费在美国的媒体发声,要求特朗普总统和美国行政当局,维护来之不易的美中经济关系。当然,他们是从中受益良多的。谢谢。

商务部解释美对华贸易逆差原因

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记者:我的问题是,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中提出,希望中方每年减少一千亿美元的对美顺差,中方怎么看?

王受文:谢谢你的提问,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贸易顺差是怎么形成的。贸易是两国企业、两国的消费者在自愿的基础上做出选择的结果。有时候,一个国家要买,另外一个国家要卖,所以出现顺差逆差,不是政府所能决定的,它是由两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等来决定的。

在我看来,中美贸易为什么会出现不平衡,首先是美国经济结构问题,美国储蓄不足、储蓄小于投资,消费比较多,这决定了它一定在全球贸易上有逆差,所以美国不只是和中国有贸易逆差,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有贸易逆差。第二,美元作为国际支付货币,也决定了美国必须要保持比较大的贸易逆差,才能维持美元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

王受文:第三,中美贸易出现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有很多优势的行业,但是美国自我限制,不向中国出口,出口就少了,因此就有逆差。比如美国的高科技行业。美国很多产业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是政府不让它出口,有能力的不卖给中国,当然出口就少,就会有逆差。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在能源产品、原油、液化天然气等方面,以前美国都不让向中国出口,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放宽了这方面的限制,我们从美国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大大增加,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措施,有助于解决我们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再说到贸易不平衡的数字。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中美贸易顺差或者逆差的数字,如果考虑统计的原因,考虑转口贸易的原因,考虑服务贸易的原因,中美贸易的顺差实际上只有美方公布逆差的三分之一,并不那么大。

而且,就美国而言,最近几年,他们的经常项目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达到了4.9%,现在只有2.3%,就是说他的经常项目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大大减少了。就中国来说,2007年的时候,我们经常项目的贸易顺差占到GDP的比重9.9%,到去年只有百分之一点几。所以说我们两个国家在贸易平衡方面的发展都是取得成绩的,都是值得祝贺的。

具体你提到了一千亿美元的顺差让中国来减,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首先是因为办不到。贸易顺差逆差,我刚刚分析了原因,是市场力量决定的,是由美国整体经济政策、经济结构来决定的,中方一家是减不了顺差的。

美记者5连问发难“中国制造2025”,

中方:请细读,它不可怕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记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301”调查报告中,好像对“中国制造2025”颇有微辞,他提出了几方面的担忧,一是先进的技术中国如何获得,是否通过正当途径?还有让中国企业占一定的市场份额,有没有排他性?最后是政府大量资助国内公司,是否符合国际经济规则?您对这些看法有什么评论?“中国制造2025”会不会调整它的做法,让它更符合国际经济规则?

王受文:谢谢你的提问,你的普通话比我的还好。我想说,对“中国制造2025”,中国是本着一个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提出来的,你了解得非常清楚,说明“中国制造2025”的倡议是公开透明的。

它的目的是为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提供一些战略指引,提供一些信息指导,“2025”是透明的,是开放的,也是非歧视的,不仅仅中国的企业可以参加,外国的企业也可以参加,不只是国有企业可以参加,民营企业也可以参加,所以也欢迎美资企业参加“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

“中国制造2025”在出台过程中,我们做了严格的合规审查,商务部根据我们入世的承诺,履行合规的职责,就是查查是否符合我们加入世贸组织的义务。我们认为,“中国制造2025”符合在世贸框架下的义务。

如果你认为“中国制造2025”哪些方面不符合WTO的义务,违背了中国的承诺,我们可以到WTO进行磋商,可以提起起诉,我们不希望人为地制造借口,然后实施单方面的措施。也许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希望在WTO国际规则的框架下解决问题。

“中国制造2025”有一些指标,这些指标是预测性的,是指导性的,并不是强制性的任务。实际上,很多国家也有类似的指导性指标、指导性的规划,如果我说得不对,你可以指正。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曾制定了一个国家基础设施计划,将信息高速公路作为振兴美国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我们认为我们的“中国制造2025”和这些相类似。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奥巴马政府也制定了一个“出口倍增”计划,宣布在五年之内出口翻番,这都是指导性的目标。欧盟也有“工业复兴”计划。所以我觉得,对“2025”,可能大家需要再去仔细地阅读,不要把它当成可怕的事。我想强调,它是透明的,是开放的,是非歧视的,它制定的一些目标也是指导性的、指引性的,只提供一些信息引导,而不是强制的任务。这一做法,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采取的。

朱光耀表示,王受文部长对这位记者问题的回答,是从历史、从国际的角度进行比较,是非常客观性地回答。但是对这个问题,我认为,美方USTR用这个方法来指责“中国制造2025”,虽然也很坦诚、很直率,就是中国侵犯了发达国家美国的知识产权,或者说偷窃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原因就是中国为什么有这么快的发展。

确实,198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人220美元,而2017年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8820美元,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综合国力空前提高,是怎么样实现的?我想,最根本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主席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在知识产权方面,中国如何实现了这么快的飞跃?我也可以坦白地告诉记者先生,我们有我们的秘诀。

首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我们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同时,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这就是中国发展的秘诀,也就是习近平主席所总结的,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我们坚持新发展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我们要实现国民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不断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与此同时,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我们要坚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原则,在这方面处理好中美经济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朱光耀称,在中美经济关系面临挑战的关键时刻,我想,我们双方都应该设身处地,要在尊重事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平心静气地来进行磋商。谁的问题,谁做检讨,不要相互指责,不要相互把对方的发展认为是自己付出的代价,这是错误的观点。

当今世界是个多元化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世界的和平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对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知道,不仅是中美两国人民,而且全世界人民都真正的期待中美两国能够妥善地处理好当前我们面临的贸易摩擦。

尽管那位记者问到“贸易摩擦”和“贸易战”,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在相互“亮剑“,提出条件,我们是在双方提出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妥善解决贸易争端。这里面也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可以说,中国发展创新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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