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一声响,万蛰苏醒来。

40年前,一场变局如是启幕。开放是风,改革为浪。这一襟起于匮乏年代青萍之末的风,成于动荡时势微澜之间的浪,最终成风起云涌、浪奔涛啸之势,历经40年冲刷,形塑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截面:无论是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奇迹”,还是人们日益丰盈的内心;无论是改变360行的“互联网+”,还是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快递外卖、新“四大发明”;无论是关乎宏旨的“高质量增长”,还是关涉民生的“消费升级”……都标记着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社会的“日日新”。

见微可知著,见端能知末。虽然时间给了我们答案,但我们仍需要在历史之树的粗壮躯干上,截取几圈年轮,找寻微处的纹路,进而窥探从前的风云,预言未来的旱涝。

我们用文字打捞那些“可昭示未来的过去”,用图片言说那些被打上了年代烙印的人、事、物,而这一切,只为给“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绘制一幅历史底本。

对照历史底本,继续改革图治,四十自当不惑。

本期地点:浙江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总第3期

文|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 编辑 | 胡杰

校对 | 陆爱英

►改革亲历:

徐至昌,86岁,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工商所副所长

1982年10月,义乌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湖清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刚刚建立不久,我调到稠城工商所当副所长,分管湖清门一条街上的700多个摊位,处理市场内的纠纷。那时候条件不好,办公条件也相当差,我们的办公室是向农民租来的一间房,只有10平米,房间里只有几条板凳、一张桌子、一张钢丝床。

那时的市场环境也不好,真的太拥挤了,每个摊主分到一块长一米、宽80厘米的石板或是木板摊位,货物就摆在上面,经营户日晒雨淋,没少受苦,很多人的第一桶金就是在那里赚到的。我每天在市场里转悠,总有经营户跑来诉苦,要我和上面说说,弄个顶棚,盖一点东西遮风挡雨。

我只在“湖清门”待了一年。1983年,我调回佛堂工商所之后,就写了一份市场调查报告,提了12条建议,主要讲为什么要迅速建立专业小商品市场、怎样去建这个市场等等,呼吁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

报告写好之后,好几个同事劝我:“老徐,被打成右派的苦头还没吃够?不要冒这个险了。”我也犹豫了一阵,但还是写了。我想,这是经营户的最低要求,我有义务为他们鼓与呼。

1984年3月15日,我把报告写好,4月15日送到县委办公室,等到4月29日,办公室主任就给我回信了。我那份报告得到了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的重视,他在报告上做了批示,说有关部门专门进行研究,现正处在规划、落实和行动中,鼓励我继续为振兴义乌多提合理化建议。

1984年六七月开始动工,12月6日第二代市场“新马路义乌小商品市场”就建成了,解决了马路市场带来的交通堵塞和经营户有市无场的问题。当时要求入场经营的人多到难以想象,开业时摊位只有1510个,报名的有6000多人。摊位严重不足。当时就把所有通道都利用上,拆掉了一口水池,增加到2800个摊位,每个摊位一米见方,摊主的靠背椅上都有统一定制的编号。

我看到自己提的很多建议都被采纳了,非常高兴。后来,我又写了第二个报告,表达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现在回头再看,我们工商干部当年的呼声全都实现了。

4月6日,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一名外籍商人在打电话。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4月6日,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一名外籍商人在打电话。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在义乌廿三里街道的拨浪鼓广场上,有一组“鸡毛换糖”的铜像,这里是闻名世界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从手摇拨浪鼓走街串巷的敲糖换鸡毛,到如今万商云集的国际性小商品集散中心;从一个建成区面积仅2.8平方公里的普通集镇到如今建成区面积已超过50平方公里、流淌着浓郁国际化气息的现代商贸城市,义乌的40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程的缩影,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影响全世界的缩影。 

60岁的何海美是义乌的第一代摊贩,也是义乌商贸城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她看着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自己也从一个背负着“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等罪名偷偷摸摸摆摊的小商贩,做到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

和何海美一样,一代又一代义乌人的前赴后继,千万义乌商人的勤劳勇敢,换来了从贫穷到富裕的艰难迁徙,最终汇聚成了创业打拼的一股洪流。

拨浪鼓带来的生意

“这是老的吗?”李克强总理问何海美。何海美赶紧说,是老的。总理笑了,将拨浪鼓高高举起:“那这是文物啦,得放到博物馆里。”这一幕被定格在照片中,何海美把照片放大,摆在店里最显眼的位置。

2014年,李克强总理造访义乌商贸城,何海美作为商城代表之一,给总理献礼。为了这份礼物,她费尽心思,终于淘来一个老旧的拨浪鼓。她觉得意义非凡,最能代表义乌商户。

浙江义乌,走街串巷的货郎担(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彭子洋 摄浙江义乌,走街串巷的货郎担(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彭子洋 摄

“义乌人经商的故事,还要从拨浪鼓说起。”何海美说。

拨浪鼓是义乌第一代商人的“身份证”。早年间,义乌一带农民每年冬春农闲的时候,肩挑两个担子,手里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用自家土产的红糖或饴糖做成的糖饼、糖块,去别家换鸡毛一类的毛发。人们叫他们“糖担”。

和其他地方不同,鸡毛在义乌的历史上扮演了两个角色:商品和肥料。 义乌人多地少,尤其是东北一带,黄土地酸性强,肥力差,人畜肥料解决不了粮食增产的问题。

为了解决肥料来源,农民们发明了用鸡毛沤肥的方法。把收上来的好看鸡毛挑出来绑成鸡毛掸子,叫卖换钱,差一些的插在稻子下面做肥料。

糖担的拨浪鼓声响遍大街小巷,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

上世纪70年代末期,糖担们发现,小百货比糖块更有市场,换鸡毛的效果也更好,还能从中赚点小钱。由此,糖担的命运拐了弯,而演绎这种变化最生动的场景是在廿三里。

廿三里集市是大家自发组织的。逢“一四七”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开市。说是集市,其实就是供销社中间的一块空地,有四分之一个足球场那么大。人们提着篮子、背着布包,在这里交易需要用的东西。

当时义乌县政府对小百货经营态度是“上面没有开口,农民经营不支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采取“明管暗放”的办法来管理集贸市场的小百货经营。因此,当时经营户没有固定摊位,他们露天经营、提篮叫卖、沿街沿路摆流动地摊。

廿三里的商贩主做批发生意。糖担们从廿三里上货,走街串巷换毛发。一串串小兽皮,扎成一小把的鸡毛、鹅毛、猪鬃,货品有序排列,在别处的集市上很难见到。连鸡内金、破铜烂铁、龟底鳖壳等被视为废品的东西,在廿三里市场一亮相,也能成为抢手货。

在廿三里中学上班的王其庚需要几颗彩色珠子做教具,到市场一问,卖货的小姑娘问他要买几斤,吓了他一跳。

那时候,如果有人发现城镇的供销社里卖“电光扣子”,就是现在的有机玻璃扣子,姑娘们就会从老远的田畈丢下农活,争先恐后跑来抢走五个十个。买不到的只能抱怨自己手脚太慢,消息不灵通。而在廿三里市场,纽扣都是用秤秤的。

浙江义乌,第一代市场——湖青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当时的照片(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浙江义乌,第一代市场——湖青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当时的照片(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赚钱这么容易”

廿三里集市是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雏形,很多义乌企业家从这里淘到了第一桶金。

廿三里集市出现后,何海美就成了这里的第一批摊贩。她在集市上卖电影剧照和明星照片,很快就成了“万元户”。

何海美的老公在工厂上班,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十几块钱,配发三十斤粮食。何海美没有工作,又是农村户口,没有粮食配发。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儿子发烧,十块钱看病钱都拿不出来。

1978年,在部队当兵的哥哥回来探亲,随身带了几张古装电影《红楼梦》的照片和明信片。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热映《红楼梦》,一天五场,每张票卖5分钱。十年没看过古装戏的人们从小城的四面八方涌来,轰动一时。

“红楼梦这么火,要不我们搞几张照片去卖卖?”一句玩笑话,立刻引起了何海美的兴趣。那时的她,正苦于找不到改善贫困生活的办法。

但当时做生意并不是可以光明正大的事。小摊小贩处处面临“封杀”,一旦被发现,要背负着“割资本主义尾巴、投机倒把”等罪名,还要没收东西。何海美和朋友都曾受过处罚。朋友在义乌一家大饭店门口卖煮花生,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发现,没收了花生。何海美也曾悄悄开过裁缝店,只开了一两个月,被人发现了,说她走“资本主义道路”,拆走了她的缝纫机头。

所以,照片洗好之后,家里人谁都不愿意去。“怕什么?我去!”何海美把十几张照片放在信封里,往怀里一揣就出门了。她看准电影院门口的位置,让门口看自行车的小孩代卖,每张一元,两人分成。

刚刚看完电影的人意犹未尽,看见电影剧照,喜欢得不行。宝黛二人的照片最受欢迎,第一天开张,何海美就赚了6块钱。

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赚钱这么容易。以前她帮别人做衣服,一天要做五件,从早忙到晚,才能赚8毛钱。《红楼梦》放了三天,何海美赚得盆满钵满,刨除洗照片的成本和给看车人的分成,自己还剩下三十几块。

赚得最多的是在一次东阳庙会上。她带了七八十张照片,一块钱一张,大家疯抢。她跑到农民的庄稼地里,还有人追着她买照片。

到廿三里市场之后,她的生意做得更大了。把照片按顺序排好贴在一张纸上,纸往供销社墙上一贴,背着一个小绢包站在旁边,就把客人吸引来了。 

她到廿三里的第一天就赚了三十几块钱。 在廿三里的两个月,何海美家的门槛快被订货的客人们踏破了,一次订几百张的客户大有人在。她和丈夫晚上连夜洗照片,每天要忙到两三点才能睡觉。又怕别人说她剥削,不敢雇工人。

那时候,万元户都很少见, 到1980年,何海美已经有五万块存款。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各地农村试行,《草案》明确指出:“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不得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商品经济在一些地方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摆上了集市……

何海美也感到了变化,虽然还是要偷偷摸摸地卖东西,但已没有人再割她“资本主义尾巴”了,她开始拓宽经营渠道,什么好卖就卖什么,年历、太阳帽、手套、尼龙袜子……


何海美最早靠卖照片赚了第一桶金。当时卖的部分照片她保存下来制作成影集留作纪念。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何海美最早靠卖照片赚了第一桶金。当时卖的部分照片她保存下来制作成影集留作纪念。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市场来了

1982年,何海美已经做了4年小生意,但一直是流动摊贩,还经常被有关部门赶着跑,被没收物品。她渴望能光明正大地做生意。

一天,何海美卖的尼龙袜子被没收了。沮丧之时,她在街上看到了时任县委书记谢高华。何海美在电视里见过谢高华,就一路小跑追过去。

“谢书记,我找你有点事。”谢高华回过头,上下打量她,问什么事。何海美就把货被没收的事情讲了一遍。“我说我这个货是上海城隍庙拿来的,城隍庙都好卖,我们为什么不能卖?”谢高华点点头,说回去调查一下。

谢高华后来回忆,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小商小贩常常被斥为“刁民奸商”,并被加以批判。当时由于没有新的明确的政策出台,有关部门一如既往地对小商贩采取禁、阻、限、关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又怎么也打不倒、关不掉、禁不住、赶不跑。农民从事“鸡毛换糖”、小商品经营,成了当时义乌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一个头疼的“包袱”。

在深入调研之后,谢高华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

何海美参加了那场由县政府召集全县乡镇干部和200多名经营户参加的会议。谢高华在会上说:农民要富裕,就是要允许农民参与经商。大家都要支持,谁也不能眼红!

谢高华说完,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何海美没鼓掌,她激动地哭起来。

1982年9月5日,在一条臭水河上,用水泥板搭起了简易摊位。政府将原来流动的摊位统一集中,在街两边排成两排,让商贩们名正言顺做生意。义乌第一代马路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悄然开张。何海美也成了市场的第一批商户。

当时专管湖清门市场的工商所副所长徐至昌还记得,湖清门的生意非常红火,经营户头天拿来的货,第二天保准能卖光。后来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经营大军从湖清门向新马路两头延伸。

后来,县政府增设摊位,每个摊位每年2000元租金。当时,人均月工资只有30、40元,大家都疑惑,一个摊位一年能赚多少钱,会有人愿意出这么多租金?结果出乎意料,摊位几天就租完了。

1984年,义乌正式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义乌市场的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给义乌小商品市场又带来了春风。

1984年12月6日,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新马路市场建成,正式更名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商户们搬进了水泥摊位,钢架玻璃瓦棚顶挡住了烈日暴雨。两年后,市场第三次搬迁,移址城中路边,投资440万元,占地44000平方米,设固定摊位4096个,临时摊位1000多个,当年的市场成交额就突破亿元大关。 

浙江义乌,第二代市场——新马路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义乌档案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浙江义乌,第二代市场——新马路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义乌档案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浙江义乌,第三代市场——城中路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义乌档案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浙江义乌,第三代市场——城中路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义乌档案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1992年,市场第四次移址扩建,第四代义乌小商品市场“篁园市场”正式建成。

那时候的篁园市场共有四层,但已经划分了各种区域。柜台陈设很像一个菜市场,每个摊位只有一米,所有的柜台连在一起,左右两边一字摆开,连成一条街。一个客人走进来,整个市场的人都能看到。

也是在那一年,“义乌小商品市场”二次更名,改为“浙江省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

浙江义乌,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浙江义乌,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的照片(翻拍于中国小商品城发展历史陈列馆)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4月6日,浙江义乌,现在的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主要为服装市场。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4月6日,浙江义乌,现在的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主要为服装市场。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如何让奇迹延续

作为一个地处浙江中部山区丘陵的小城,义乌创造了奇迹。小商品市场成交额已经连续26年名列全国榜首,号称世界“小商品之都”。

但如何让奇迹延续,成为义乌这座小商品名城必须破解的一道难题。 

义乌是个“巨人”,但“大”却始终受制于“小”——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但市场以经营低档次、低技术含量、低品牌附加值产品为主,一直处于产业链低端。 

商户刘萍娟时刻都有危机感。“义乌没有自己原创的东西,外面流行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如果一直不创新,早晚会被淘汰。” 

不久前,她应沙特阿拉伯客户邀请,前往当地进行考察,了解客户需求,搜集当地的文化特色、民俗风情、建筑风格,寻找设计灵感。

回到国内,刘萍娟根据当地建筑风格,设计了一款花纹木柄锅,沙特阿拉伯客户看到样品后,当场就下了订单,价格是同类产品的10倍。

和刘萍娟一样,很多商户开始改变产品定位,不再走低端路线,转而发展高端定制和高质量商品,也有人创出了自己的品牌。 

在义乌,“转型”是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词,就像走到哪儿都能看到“新丝路新起点”“鸡毛换糖再出发”。

4月5日,浙江义乌,第五代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区内,何海美在她的围巾店中。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4月5日,浙江义乌,第五代市场-义乌国际商贸区内,何海美在她的围巾店中。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一位商户坦言,不断增长的人力成本、来自新兴国家的竞争、电子商务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压力……随时都在竞争,随时都需要变革。

一个可喜的变化是,通过加快自身转型,义乌市场已经找到一条与电子商务和谐共处的发展之路。

毛绒书包店主王许雪就尝到了甜头。她把商品照片挂在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的官方网站义乌购上,很多客户看到图片专门找来进货。

如今,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像王许雪这样既坚守实体商铺,又开始尝试电子商务的商户越来越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正成为广大市场商户的标配。

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董事长朱旻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义乌小商品城正在打造数据电商平台、文创平台、“一站式”金控平台及新型供应链平台。朱旻希望通过互联网大力整合线上线下市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市场经营户掌握市场供需变化、主动对接匹配目标采购商提供数据支撑。而要保持义乌核心市场的地位,进口市场则是义乌紧抓不放的一块蓝海。朱旻认为,进口贸易培育成熟后,“买全球,卖全球”也不再是一句口号。 

据义乌市宣传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义乌现在各大电子商务平台网商账户总数超过27.8万户,其中内贸网商账户数超15万户,义乌外贸出口从2010年220多亿元增长到2017年2300多亿元,增长10倍多,份额约占全省1/8、全国1/50。

从线下到线上,从“鸡毛换糖”到“全球电商”,义乌已连续四年位列“中国电商百佳县”榜首,并获批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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